连花清瘟三年来多次向海内外进行捐赠。
守望相助,“连花”系列产品在抗疫一线绽放
以岭药业独家专利药连花清瘟胶囊,是治感冒防流感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代表性中成药,多次在国内外病毒类呼吸道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连花清瘟因其广谱抗病毒、抗炎效果,及显著的临床退热、缓解全身酸痛、咽干咽痛等系列作用,成为国家诊疗方案、各省治疗方案推荐次数最多的中成药。截至目前,已在俄罗斯、加拿大、巴西等30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进入多国抗疫药品白名单和患者居家治疗方案。
连花清瘟已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上市。这三年,每到疫情形势严峻时刻,以岭药业都会迅速响应号召,多措并举支援各地抗疫工作,陆续向湖北、北京、河北、内蒙古等省市捐赠连花系列产品,用于当地疫情防控,帮助当地早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这些涓涓细流终汇成海,成为我们抗疫壮美画卷中的一抹重彩。
2020年初,克服春节期间人手不足、交通不畅等困难,率先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向疫区捐赠1000万元连花清瘟,并将其中的价值500万元的连花清瘟连夜送达武汉。为尽快发送连花清瘟,公司发挥供应链及物流等运营环节的力量,安排空运、EMS、车队3种配送齐上阵。以岭药业也成为全国较早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药品的企业之一。在随后的疫情三年中,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以岭捐赠抗疫物资的身影。
2021年1月,以岭药业向中国红十字会捐赠5000万实施连花呼吸健康公益行。2021年初以岭药业又向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捐赠5000万元共同发起设立“连花呼吸健康公益行”项目,向受疫情影响较严重地区发放包括连花清瘟胶囊、连花清咳片以及连花清瘟爆珠、连花清瘟爆珠口罩、健康包等在内的连花呼吸健康系列产品,支持各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作为民族企业,以岭药业一直没有忘记“为员工谋发展,对社会做贡献,为股东创价值”的经营理念,始终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尽己所能捐资捐物,为抗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022年2月,香港等地疫情反弹,连花清瘟市场需求激增,为支持香港的疫情防控,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以岭药业紧急调配产能,昼夜生产价值2000余万元连花清瘟胶囊系列抗疫物资支援香港。
2022年4月,以岭药业通过专列向上海捐赠5000万元连花清瘟。2022年4月份,一辆满载价值5000万元的连花清瘟防疫物资共14个40英尺集装箱,从石家庄货运中心连夜发往上海。这是以岭药业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二次向上海地区捐赠,累计捐赠已达6000万元。为当地疫情防控发挥全方位立体防护作用。
跨越千山万水,“连花”惠及海外
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最艰难的时候,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和中国人民宝贵的支持和帮助。中华民族是懂得感恩的民族,在这场疫情大流行中,中国的商界代表们始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提供支持。
以岭药业作为中医药国际化的代表企业一直秉承“人道、博爱、奉献”的理念,积极为海外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尤其是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在做好自身疫情防控的同时,也一直积极参与国外疫情援助,一次次向抗疫一线捐赠药品,一次次为社会各地贡献力量。2020年以来,以岭药业分别向泰国、柬埔寨、伊拉克、意大利、尼泊尔、厄瓜多尔、巴西、上合组织等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价值2000余万元的连花清瘟防疫物资支持当地疫情防控,生动展现了中国企业的时代担当。
以岭药业的无私善举也得到了受助者的感谢。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诺罗夫在防疫物资捐赠仪式上为以岭药业颁发了突出贡献奖,并感谢以岭药业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所作的重要贡献。“在中国的疫情防控中,中医药贡献出重要力量,而连花清瘟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上海合作组织秘书诺罗夫说到。
近年来,以岭药业还积极投身到乡村振兴工作中,利用自身的产业、品牌、渠道、资金优势多管齐下,通过产业帮扶、健康帮扶、对口帮扶、综合帮扶等多种模式提升经济实力和带动水平,惠及全国20余个省市的百余个贫困村,受益人数近50万人,帮扶投资数亿元。
以岭药业作为中医药行业的领军企业,未来将持续发挥企业优势,打造中医药品牌,围绕中医药一二三产业,携手共建融合发展共同体,为中医药产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在发展过程中,也将继续不断深化社会责任理念,持续开展创新性社会公益活动回报社会,通过实际行动带来社会效应,争当勇担社会责任的楷模,用自己的方式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东西问|曾明: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编者按: 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再度引用“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激励奋进,引发热议。此古语出自苏轼名篇《思治论》,中新社“东西问”特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解读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中新社成都1月6日电题:为何在人生“至难”,苏轼却能“图其至远”? ——专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宋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年仅26岁的苏轼在《思治论》中提出疑问。苏轼用自己起伏波折的一生给出答案: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他写下“天下第三行书”与千古雄文《赤壁》二赋;晚年被贬惠州、儋州,依旧乐观旷达,留下华章无数。 在人生低谷,苏轼如何从“至难”转向“至远”?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曾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苏轼为什么在《思治论》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 曾明:苏轼一生,元丰二年(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之前为前期,元丰四年(1081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之后为后期,中间两年可谓大彻大悟期。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前期“桃李春风”,后期“江湖夜雨”。 《思治论》为苏轼26岁时所作,恰好是他“桃李春风”之时。当时苏轼出任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已两年,他洞察民间疾苦、了解地方行情。在文中对当时朝政“三患”,即“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之弊,提出了要“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兵旅”。 在《思治论》中,苏轼还提出了“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一问。可见,“至难”和“至远”,在苏轼心中是辨证认识的。即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由难转易,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幼树会成林,溪流终入海。他坚信只要定下心思去做,就肯定能达到目标。 四川眉山三苏祠内的苏东坡的雕像。张忠苹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提出的哪些主张,对今日中国式现代化仍有参考之处? 曾明:《思治论》全文虽只有2000余字,却清晰表明了苏轼早期的一些理念。他在文中表示,执政重民生,以人民为本;安定靠制度,讲规则规矩;太平须“活法”,应改革创新。 此外,《思治论》还提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其意为在目的明晰、规划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苏轼一生据“活”而变,从中看到了人世间的善。他明白“功业见于变”,认为“执一而不知变,鲜不厌者”,做到了“一”与“多”,“恒”与“变”的统一。苏轼主张渐变,而不是“突变”。苏轼“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的“通变”思想,今天依然值得借鉴。 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王磊 摄在文化方面,苏轼因“活”而新,从中发现了万物的美。他深知“新”乃自成一家之根本,这在诸多诗文中有言。《书吴道子画后》论作画,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评草书》讲书法,说“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苏轼通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以诗为文等做法,使新体更加成熟,旧体别开生面。比如《雪堂记》等均缀以骚体,《观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呈现赋体文的特点,前、后《赤壁赋》等,打破成法以赋为论;《庄子祠堂记》等借“记”作“论”,使文章获得更加不朽的生命力。 不拘法度,不断创新,苏轼对“活法”的创造实践,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启示。我们要创作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在中国式现代化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让世界亲近中华文化,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华民族。 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内欣赏苏轼名作《潇湘竹石图》长卷。侯宇 摄中新社记者:苏轼有哪些华章,成于“犯其至难”?为什么艰难困顿之时,反而成就他艺术的辉煌?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用什么样的精神面对“至难”? 曾明:苏轼不仅将“活法”贯通于诗文词赋、琴棋书画,甚至待人接客之中,还实践在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快意逍遥之中。自然中的“烟雨”,生活中的“烟雨”,仕途中的“烟雨”,在苏轼看来,都是由“至难”向“至远”转换的必由之路。 不管“大江东去”,还是“明月几时有”,惬意欢喜、磨难坎坷,苏轼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他在“至难”中依然能够保持从容洒脱、怡然自得的快意人生。年过六旬的苏轼被贬蛮荒之地儋州,他不绝望不怨恨,而是登高望远,享受绝美海景,“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苏轼屡遭打击,沧桑羁旅,却仍有“人生如梦”的哲思,有“江海度余生”的豁达,有“竹杖芒鞋轻胜马”的遐想。苏轼创造了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化人格,包含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展现了最为健全、圆融,可信、可爱、可敬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几乎承载了中华民族对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所有期许。 观众在参观“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杜洋 摄从“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同样反映出,事不避难是中华民族刻在骨子里的精神密码。 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经历了太多风雨坎坷。面对任何“至难”,我们始终迎难而上,这与中华民族昂扬的精神境界、宽容的理想格局密切相关。事不避难难变易,胸无“至远”易变难。新年新气象,中华民族人人都心怀“至远”的目标,就没有克服不了的“至难”。(完) 受访者简介: 曾明,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多民族文化凝聚与全球传播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10月至2019年4月任西南民族大学第九任校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古代文学、文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诗学‘活法’说考索”等4项,出版专著6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摘编、转摘、全文转载。先后获省部级一等奖6项、二等奖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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